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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情怀终使黄乃裳成为辛亥革命斗士

发布时间:2011-10-20 17:27:00  作者:林利本   来源: 市华侨历史学会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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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11月9日拂晓,红日从东方鼓岭群山外升起,万丈霞光冲散了笼罩在福州城上空沉重的阴霾。城中于山顶上起义者发射出的炮弹命中了福建将军署(今省立医院旧址),打响了向福建封建专制政府开战的第一炮,宣告了福州辛亥起义的开始。炸弹队、洋枪队、体育队、义勇队的革命义士们勇往直前,向满清政府发起总攻。一位年过花甲的斗士高擎彩制十八星红旗,率领着300多名起义者,视死如归,奋不顾身,大义凛然,冒着枪林弹雨,在水部门兜、鳌峰坊、津门楼、高节里、巡抚衙门(今鼓楼区政府旧址)、旗汛口和井楼门等处,配合友军,多次击退清军的反扑,大创敌军有生力量。炸弹队中的一个年轻队员还活捉了清政府福州将军松寿……次日,福州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13日新政权闽都督府成立,宣告了统治福建近300年的满清政权的灭亡。这位高擎军旗身先士卒的老者被新政府任命为交通司长,他就是杰出的爱国侨领、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斗士黄乃裳(1849~1924)。事后,黄乃裳自豪地说他这次参加福州辛亥革命的经历,是他“平生最得意之事”,“最踌躇满志之时,虽死无憾矣”! ⑴
    1849年黄乃裳出生于闽清县的一个贫苦的农家。他出生年代,正值中国近代鸦片战争之后,万方多难,风雨如磐,民不聊生,神州陆沉。他少年时期在家乡半耕半读,从小饱尝民间苦难,深谙民瘼。面对满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国家的积贫积弱和农村社会的愚昧落后以及劳动人民生活的极端痛苦,目睹“外力之压迫,国势之孱弱,民治之腐败,社会之颓落” ⑵,黄乃裳再也坐不住了,咬牙扼腕,立志要使“中国人有吐气扬眉之日,有抖擞自强之时,有与欧美并驾齐驱之望”⑶,要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复兴奋斗到底,贡献出自己的一生。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像一台高强马力的引擎一样,驱使着黄乃裳去战胜生命历程中的万千艰难险阻,驱动着黄乃裳从一个贫苦的农民子弟终于成长为辛亥革命的斗士,民主革命的英雄。
 
    一、救亡图存,却报国无门
    为了寻求救亡图存、强国富民之路,黄乃裳勇于探索,历尽磨难,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辛亥革命前,他曾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戊戌变法的维新志士,“新福州”垦场的港主。为了祖国和民族的救亡图存,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百折不挠,报效国家和人民,然而最终功亏一篑,处处碰壁,报国无门。
    黄乃裳18岁那年“奉基督教为依归”,接受洗礼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为的是寻找“赎罪救灵之大道”,改良社会之良方,解民苦,纾国难,“妄希有所效力于国家” ⑷。他相信了基督教所宣扬的“唯籍圣神之感助力,方能胜诸罪恶”的道理,热心于教会的办学和办报工作,认为此乃开通民智治本与治标之计,从而拯救国家。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泱泱大清帝国竟败于“蕞尔岛夷”的日本手中,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中国失去了大量的主权。西方列强随之掀起强占租界地和划分“势力范围”以图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黄乃裳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沉梦乍醒,他看到了造成如此沉重国家灾难的,大都是来中国宣传以神力战胜罪恶、信仰基督的西方国家,对那些口是心非的基督教会产生了疑问,不抱希望,也对自己那种寄托宗教来实现报国理想产生了动摇,感悟到宗教救国的路不通,逐渐对基督教持“不冷不暖之态度” ⑸,失去信心和热情。
    “灵台无计逃神矢”,一腔强烈的爱国情怀不让黄乃裳绝望,意志消沉,停下脚步,“救国救种”、振兴中华的信念却又使他振作起来,挺起身来,继续效力于国家。
    1895年5月,康有为、梁启超在京联络各省应试举人1300多人发动“公车上书”,要求变法,这是近代爱国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机的壮举,振奋着黄乃裳的心。此时在闽的黄乃裳联想起自己的三弟黄乃模在不久前的中日黄海大东沟海战中殉难,一下子国仇家恨涌上心头,他不仅接受了康梁维新变法的思想,而且“兴会淋漓”地积极投入这场政治维新运动中,大力鼓吹变法思想,发表文章,提出“居今日而欲振兴我中国,非格致之学不为功” ⑹,主张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格致),兴办教育,发展民族工商业。他又自办《福报》,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提出变革现状的主张。他目光远大,思想敏锐,在福建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闽人之言新学者,咸奉(他)为泰斗” ⑺。
    1897年底,黄乃裳在京逗留8个月,积极投身维新变法。他先是参加闽学会的活动,后“奔走于六君子及讲究新学诸京官之门”,“以讨论变法维新事,兴会淋漓”,把中国自强的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身上,“满望中国之衰弱,得贤君以振兴之” ⑻,曾8次上书光绪帝,提出自已的政治见解和维新建议。
    然而,由于封建顽固派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维新变法夭折了,六君子喋血京门,康梁亡命日本,而自己又被清廷通缉追拿,黄乃裳又失去了一次报效国家的机会,五内俱焚,“三十年的热肠渴望,一旦飘荡于罡风” ⑼,一腔爱国激情却换来了政府的通缉和逃亡,真是报国无门,救国无途,壮志难酬啊!此时的黄乃裳,失意,痛心,傍徨,满腔的热血被罡风吹冻到冰点,报国之路在何方?
    黄乃裳感悟到国内只有一天存在着“女主之淫威”,自己就难有作为,精忠报国只能是一句虚话。因此,他想到只能暂时到国外徐图之。于是在1899年秋,他举家飘洋过海到南洋砂捞越诗巫地区开辟“新福州”农场,招来家乡穷苦的乡亲来此开垦,为“桑梓穷无聊赖之同胞开辟一生活路径”⑽。
 
    二、血荐轩辕,终成辛亥正果
    从1899年到1904年在诗巫垦荒的4年岁月里,黄乃裳每日都在冷静地反省着自己这些年来为救亡图存、寻求救国救民道路所有的经历和实践,更愤帝国主义之侵略、清廷之腐败,更痛心神州之沉伦、人民之苦难,忧心如焚,刻骨铭心地认识到不能把报国拯民的希望寄托于封建统治者和那些改良派身上,而只有彻底推翻腐朽的满清政府,爆发革命,才能拯救中国,才能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宏愿。他终于发现了“ 非革命不足以救亡救弊” ⑾的真理,终于抛弃了改良主义思想,走上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须知这条革命道路是多少志士仁人,包括黄乃裳在内,用火与血的斗争,甚至用无数鲜血和生命开辟出来的。从此以后,黄乃裳坚定不移地、义无反顾地沿着这条革命道路奋勇向前,血荐中华,报效祖国。
    为了接受革命领导,1900年7月,黄乃裳来到新加坡会见孙中山先生。“六月初,孙中山先生从澳洲来星洲。公(黄乃裳)造寓晤谈数回,知公译美国史,志同道合,两人遂订交焉⑿”,遂成莫逆交交,革命战友。黄乃裳极力拥护和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事业,始终坚持不懈地投身革命,实现自己的报国理想。
    1904年7月,黄乃裳离开诗巫又来到新加坡,与爱国华侨陈楚楠、张永福聚首,共议国事,共商大举。不久后,黄乃裳冒着被清政府缉捕的危险,带回《图存篇》(邹容的《革命军》)5000余册及其他革命读物百余册到大陆,分发给潮州、厦门、福州等地进步青年,大造革命舆论,“闽中青年受其感化者,大不乏人” ⒀。接着,他又奔赴上海,与革命党人蔡元培、宋教仁、林森等人会晤,“讨论民党宜如何着手”等关乎革命的大问题;又到潮州,与革命党人许雪秋、陈芸生等商讨进行革命起义的具体事项。1905年1月,黄乃裳到厦门任《福建日日新闻》报主笔,撰文抨击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及清廷的腐朽,大力宣传反帝反封建理念,为民主革命摇旗呐喊,大声鼓呼。
    1906年,黄乃裳应孙中山之邀到新加坡,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向孙先生汇报国内形势。从此,他更以宣传革命唤起民众为己任,按孙中山的主张鼓吹革命。1907年1月,黄乃裳回闽,在福州创办了简易师范学堂,后又兼任英华、培元、福音三书院的教务长,创建闽清教育会并亲任会长,为革命培育骨干队伍。他还深入闽北的延平、建阳、邵武各县,播下革命种子。他还亲自为革命青年参加同盟会主持入盟仪式,鼓励许多热血青年投身革命。1911年2月,黄乃裳在福州主办《左海公道报》,大力宣传革命,激发青年爱国热情,并开始着手组织、编练学生炸弹队,为辛亥福州起义作好军事上的准备。在黄乃裳为感召下,许多爱国青年为国捐躯,1911年4月27日(农历3月29日)广州黄花冈死难72烈士中,闽藉死义者多达20余人,其中黄忠炳、卓秋元等就是出于黄乃裳门下。
    由于黄乃裳的积极活动,为辛亥福州起义的胜利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促成了革命的成功。在这场辛亥举义中,黄乃裳以他62岁高龄出生入死,壮烈无比,成为举事的重要领导者、组织者之一,践行了孙中山先生为他题写的“凡人欲为社会国家谋幸福喜乐者,须自愿自始至终贯彻负悲哀痛苦之责” ⒁的赠言,为辛亥革命在福州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黄乃裳为祖国独立、民族解放鞠躬尽瘁,“死无憾矣”!他数十年来奋斗不息,爱国主义始终支撑着他的灵魂,使他脱胎换骨,最终成为一个伟大的辛亥革命斗士和民主革命者。其爱国主义精神光昭日月,永远值得后人缅怀和景仰。
 
 
注:⑴⑵⑶⑷⑸⑻⑼⑽⑿⒀⒁:皆引自《绂丞七十自叙》;
⑹:《闽省会报》第253卷;
⑺: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册;
⑾:南洋学会1979出版的《港主黄乃裳公平谱》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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